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与时间赛跑。

不过，汲取这些年来中国改革的教训，做到这些还稍显不足，我们还应该再往前走一步。适度的收入差距是效率的要求，但差距究竟大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适的，市场经济并不能给予明确的回答。

西方社会行政权力与市场运行保持相对的分离，无论是守夜人还是小政府的模式，都在表明政府不过多介入具体经济运行，其市场经济主体的性质也相对单一。现在社会上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质疑，与其说是对市场经济本身的否定，不如说是恨铁不成钢的微词，是爱之愈切苛之愈刻的期待。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要把保障权利的工作做好，该补的课要大大方方地补既然市场只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一种经济运行的方式，中国当然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是有作用的，但是资本在社会中的地位不能放大，行为不能放纵。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要想走好、走通，先要把保障权利的工作做起来、做好，该补的课要大大方方去补。

自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做出政治决策，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舞台得到正名已经二十年了。这些问题在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像资本侵占劳动，像虚拟经济挤占实体经济，像农产品炒作引发食品价格暴涨暴跌等等，更有甚者，围绕膨胀的资本还衍生出一些畸形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心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动辄60%以上的家庭部门杠杆率相比，中国家庭部门未来非常有潜力成为经济杠杆化促增长的重要着力点。

三、经济刺激政策亟需顺应去杠杆化规律在当前经济态势下，既不能面对硬着陆风险而无所作为，也不能逢经济刺激计划就全盘否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另外，要鼓励消费金融发展，挖掘家庭部门的消费潜力。因此，如果考虑地方政府负债，那么中国公共部门的负债率接近45%，已是历史最高水平。

8月份汇丰中国PMI预览指数已跌至47.8%，创九个月以来新低，而7月份的经济数据更显示出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不足。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中央政府的负债率较低。

依照现有的调整速度和进程，中国私人部门完成去杠杆化仍需要2-3年时间。从去杠杆化周期的角度看当前的中国经济，有几大基本态势值得关注：一是企业部门负债率高企，并已启动去杠杆化进程。根据IMF最新数据，2011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仅为60%，远低于危机前80%的水平。截然相反的态度体现出现有经济政策思维模式的矛盾和挣扎。

在利用低杠杆部门的增长空间之外，经济刺激政策还需要做好一个减法，一个加法。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88%攀升至2009年的108%，创历史新高。虽然要反对地方盲目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但却要支持发挥中央财政稳增长的功能。当前对经济刺激计划取舍的激烈辩论凸显现有政策思维的僵化和不足。

（作者目前供职国内某大型金融机构研究部）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去杠杆化 。随后三年，企业部门开始启动缓慢的去杠杆化进程，到2011年企业债务占比逐渐下降至102%。

面对企业去杠杆化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发挥中央政府较低杠杆率的优势，通过进一步扩大中央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速企稳回升。根据去杠杆化周期模型，中国企业部门已经启动去杠杆化进程，而公共部门杠杆率仍有上升趋势，因此可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去杠杆化周期的第二阶段，经济增速仍有进一步回落的可能。

虽然企业部门去杠杆化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但与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家庭部门杠杆率处于极低水平。2008年住户贷款占GDP的比重为18.2%，而到2011年也仅为28.9%。在推动企业部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挖掘家庭部门低负债率的市场潜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中国实体已经从海外的银行借出了4,970亿美元的外汇。中国庞大的货币供应增长与不断膨胀的贸易顺差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贸易顺差看起来不再那么理所当然了，事实上，对人民币继续走强的预期也是如此。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与中国的产能过剩、工资和成本上涨以及腐败加剧等因素有关。同期美国的资本回报率基本上一直保持在13.6%。

如果货币的预期出现变化，一种可能是出现争相支付美元债务的情况，这有可能让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走低。事实上，中国一直享受着资本和经常性账户顺差，为了把币值保持在较低水平，中国积累了逾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今年二季度，中国资本账户逆差达700亿美元，国际收支逆差为120亿美元。事实上，如果人民币走软，将会发生相反的状况，中国央行实际上将需要通过售出外汇来购买自己的货币，从而使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维持在一定的区间之内。

例如，在香港，人民币存款的增长今年已经陷入停顿。这也许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由于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过去五年中国新发行的货币也居全球最高水平。据报称，在10年一次的领导人换届中，将有高达70%的高层军政官员可能被替换。无论谁将成为中国的新一任领导班子成员，他们都会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抉择。

此外，有人猜测，由于领导人换届在即，将出现新一波资金外流潮。上周，美联储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确认将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这提振了包括遥远的亚洲在内的证券市场。

眼下的问题是，通过存在漏洞的资本管制而流出中国的资金是否只是一种持续趋势的开始？薄熙来丑闻暴露出了富有的共产党官员如何将资金非法转移到国外。纳皮尔警告说，刺激增长和维持汇率是不可兼得的，而货币最终将不得不成为牺牲品。

里昂证券(CLSA)的策略师纳皮尔(Russell Napier)上周在香港说，自从2007年以来，全世界16个最大经济体的广义货币增长中，中国贡献了40%到45%。但是，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正在东移，也许中国央行的行动才更加值得我们关注。

纳皮尔提到了另一个无法预知的因素，即中国企业的行为，最近几年这些企业背负着大量美元债务，并且都在押注人民币继续升值。里昂证券说，在股市，资本回报率正在从2007年的15.6%下降到2012年的10.5%。纳皮尔说，此外还有结构性原因，这种结构性原因更多的是经济方面的，而不是政治方面的。毕竟，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之后，是中国（而不是美国）部署了大规模的刺激方案，这一方案不仅帮助提振了中国经济，而且提振了从香港到温哥华、从大宗商品和奢侈品到房地产的一切地域和领域的增长。

相比之下，在美国，尽管贝南克实施了好几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广义货币M3供应量在总增长中的占比仅为10.4%。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 SA)的爱德华兹(Albert Edwards)上周在一份策略报告中警告，中国经济和政治上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正在引发资本外逃。

兴业银行指出，由于中国不严格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中国的贸易加权汇率事实上已经变得非常坚挺。很多东西都依赖人民币走向的预期。

如果中国享受贸易顺差的时代结束，这意味着中国央行不会像以往那样大规模发行人民币。人们普遍认为，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是无所不能的，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监护者，这个机构源源不断地发行的新货币，并流入世界各个角落。